钱倩：七十年风雨儿科路，我心赤诚

      曲折的小径，粗糙的水泥墙面，狭窄且缺乏照明的楼梯，这片低矮的楼房在林立的高楼间显得局促而显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筒子楼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被分配给时任一附院儿科主任的钱倩先生。时光如绣，岁月结茧，如今九十三岁高龄的先生洗尽铅华，与至亲家人居于此处，相伴相守。尽管“陋室”面积不大，却布置得温馨整洁，四世同堂，其乐融融也。

先生其人：最朴素的生活

      钱倩先生是江苏江阴人，于1924年3月出生，1940年考入国立江苏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前身）学习。抗战时期学校迁址重庆北碚，1945年毕业入国民政府中央医院工作，1947年回到母校工作至退休。

（钱倩先生与学生交谈）

      先生从风雨中一路走来，个中艰辛与不易是我们这些旁观者所无法想象，与之相匹配的是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她卓有成效的系列科研成果先后获南京医学院科学进步工作显著贡献奖，江苏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苏省教育委员会科学进步二等奖，同时《中国儿童肺炎防治研究》和《中国妇幼卫生示范县小儿生长监测的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先生还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妇幼工作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可就是这样荣誉等身的儿科学教授，在学生们问起“您觉得您最值得骄傲的一点”时，却摇头笑着说，自己一生没做什么贡献，回答到这里戛然而止，惟余满室芳华。用朴素的心去生活，先生把日子过得专一而纯粹。

先生其人：最遥远的梦想

    “小时候我常生病，当时我就想我要学医，我要当个儿科医生。”

    “说实话儿科确实不如其他科室挣得多，别人要赚钱买车买房，我只要有饭吃。”

    “我不买家具，我只是爱小孩。”

    “儿科医生，是我的志愿。”

      先生十七岁入国立江苏医学院就读，在碧玉年华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是人生大幸，但当求学的热切遇上动荡的时局，却成了大不幸。1939年，国立江苏医学院复迁重庆北碚，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至当年年底，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

（北碚国立江苏医学院大楼正面）

      2016年11月3日，当耄耋之年的钱倩先生坐在自家开着空调的小房间里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语气中却是满满的自豪与骄傲。

   “我认为当时的教学条件非常好，班级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北碚是个好地方。”

   “战争时期与现在不同，活着是了不得的事。当时我每天想着两件事，一件是活着，一件是学习。”

      破坏、掠夺、杀戮 ，战争年代死亡最近，梦想最远，而先生却誓要把梦做到底。在硝烟弥漫里，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一名临床儿科医生。1950年，先生担任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一职。

儿科其事业：一生孜孜，不遗余力

      正如先生说的那样，成为儿科医生的初衷非常简单，但先生却数十年如一日，时刻以保障儿童健康为己任。儿科医生是她赖以生存的职业，更是她愿意倾尽一生的事业。

      1978年后，中国儿童保健与国际合作，先生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妇幼卫生示范县项目为契机，深入农村合作医疗站指导母乳喂养，手把手指导乡村医生进行儿童体格测量，开展儿童生长发育监测。连云港、南通、无锡、镇江，先生的足迹遍布江苏省大小二十二个县，在外工作之繁忙乃至先生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先生笑谈，每次离家前，她都要拜托家里的老阿姨杨嫂，“娘娘（niang一声），我要走了，帮我照顾好小孩。”，离开时总是说走就走，先生用坚定的背影表达——不必留，也不必追。

（钱倩先生）

      先生退休后，曾在美国定居。借此机会，先生参观学习了美国各大医院，对医院医生进行跟班学习。在参观过程中，先生发现美国新生儿的疫苗接种管理略有混乱，孩子到医院接种疫苗，到了就打，打完就走，并不进行任何记录。而在日本则严谨得多，医院为每位新生儿办理疫苗接种证，对孩子及其父母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孩子每接种一次疫苗都有相应的记录，疫苗接种本更是孩子未来入学的必要证件。“这是我们学得来的，我们不一定要学特别先进的东西，只要对小孩有利，都可以学。”关注儿科的发展仿佛已经融入了先生的骨血，成为她的本能，为儿科的发展、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为中国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先生一生孜孜，不遗余力。

学生其后辈：望负重奋进，一路前行

   “儿科医生苦”、“儿科医生工资低”、“儿科医闹多”

      ——“别人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们要鉴别是真的不好，还是假的不好，如果是真的，那是哪里不好。”

      当下儿科医生的处境到底如何？谁回答都不真，谁说了都不算。这道问答题只能由日后穿上工作服，走上儿科医生岗位的我们亲自去回答。

      对于未来儿科医生的预备役，先生提出两点建议，希望与大家共勉：

      第一，终身学习。

      作为儿科医生，先生奉行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在她自己身边就有一位极好的榜样。颜守民颜老（原南京医学院院长）有一个习惯，雷打不动。他每周会在特定的时间去图书馆翻阅最新的医学相关文献资料，英文、德文、日文，来者不拒，涉猎极广。目的是什么？——学习，学习能够为“我”所用的知识，学习能够为儿科所用的知识。

    “家里曾经有六个书柜，当时我们睡觉是打地铺睡的。”先生的女儿这样说道。鲁迅先生说“窃书不能算偷”，到了钱倩先生这里却是“书柜不能算面积”了。直至今日，93岁的先生还时常握着放大镜翻阅文献资料。生命不息，耕耘不止，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代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

      第二，待病人如亲人。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儿科医生短缺暴露愈发明显，“医患配比严重不足”如同当头金箍，儿科医生在脆弱紧绷的医患关系中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步履维艰。时代大潮滚滚，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

      先生工作时，曾遇到一位脑瘤患儿，病情已经恶化到不能进行手术的程度。医护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最终同意了患儿住院治疗，作为前提，医生将孩子的病情明明确确地向患儿父母讲解告知，孩子已经虚弱到随时有可能离去，希望家长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大家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但孩子还是在一天毫无征兆地离开，首先发现这一情况的是医院医护人员，而患儿的父亲甚至还在睡梦中。故事的结局，没有抓着医生衣襟大闹“还我孩子的命来！”的父母，没有被逼迫着向患儿尸体下跪磕头的医生，除了静默的哀悼与长久的思念，有的只是来自医患双方的理解与尊重。理想的医患关系，不外如此。

（钱倩先生与拜访同学合影）

      当今，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我们的时代，这也是我们的战争。将心比心，以爱博爱，在这一场旷日弥久的战争中，白衣人，我们谨记入校时的誓言，我们将以为病家谋幸福为唯一目的，我们终将获胜。

      林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七十年风雨儿科路，钱倩先生为所有医学生作出表率。医者，肩上所扛起的是生命，心中所安放的是责任。在此祝愿先生身体安康，万事顺遂。梦想在前，榜样在畔，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汲取榜样的力量，博学至精，明德至善，在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编辑：潘怡慧

摄影：顾宇舟